中医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，《伤寒论》“天布五行以运万类”，明确的指出天之五气的正常变化，推动阴阳两气的转变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。但五气变动失衡，阴阳两气也随之而失衡，所以天之五气的失常又是灭万物的原因。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所以对于中医常常所讲的六淫为病，实际就是大自然五气变动失常，人不能适应而生病。
对于五气致病的治疗，首先见于《内经》中素问的至真要大论。
风是阴阳两气的变动才能产生风，为什么会说风是百病之长，最主要是因为风是气候变动的表达方式，比如一些传染病，风也是疾病的传播载体。对于风邪为病的治疗原则，《内经》“风淫于内，治以辛凉，佐以苦甘，以甘缓之，以辛散之”。历代的注疏家一致认为：以风属木，辛为金，金能胜木，所以用辛凉的药来治。辛味药主发散，所以容易伤真气，治疗时要佐以苦甘，以苦（入心）能胜金，甘能补能益气。为什么为这样的理解，主要是受《内经》“五脏苦欲补泻”中“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缓之，肝欲散，急食辛以散之”，以经解经的方式来理解。
本人认为这样的理解较牵强，也不全面，对现代中文（特别是古文）基础极差的中医学子来说，为临床治疗的指导意义不大。
风是阴阳两气的变动才为风，所以风就分阴阳。受寒的则为“风寒”，受热的则为“风热”，治疗上以辛药来治是对的。因为肺主皮毛，邪从外来，治疗时也要让邪从外出。辛药发散可以宣肺和通脉，所以《伤寒论》中治疗伤寒的麻黄汤，用麻黄宣肺桂枝通脉（寒主凝滞，感受寒邪则血脉为之滞涩）；受风热，则以桑叶、菊花等辛凉的药来发散病邪（比如《温病条辨》中的“桑菊饮”）。
说到佐以苦甘，这有很多的变化，看临床的情况来定了。
苦味之药，说到苦能燥能泄。说到苦能燥（燥化湿气），大多是苦味性温的，也有少部分苦味寒性的也能燥湿的功能，比如黄连、黄芩、黄柏等；说到苦能泄，主要指的是泄火，大多是清热解毒类的味苦、性寒凉的药。
说到治疗风邪，以苦味来相佐，其实苦药是为了辅助辛药的。感受风寒，阳气为之受损，阳弱则无力气化，从而湿气内阻，所以临床治疗风寒时，见舌苔白厚的情况，说明是湿气内阻，治疗时有必要加些苦温的药来燥湿，比如白术、苍术、厚朴等药。湿为阴邪，湿性粘滞缠绵，内湿重时，风寒之邪受湿邪的粘滞不易去，所以要加用苦燥药来去湿；感受风热时，常常易化热，化热了，必要在辛凉发散的基础上加用味苦性寒的药来泄火。比如《伤寒六书》中“柴葛解肌汤”里辛凉发散的柴胡、葛根和苦寒泄火的黄芩合用。所以治疗风邪时的佐苦药，并不是牵强附会的理解为“苦能胜金”。
甘药能缓能补，治疗外感时，用甘药，主要是为了补充正气以祛病。因为人受病邪时，正气必虚（受寒则伤阳，受热则伤阴），所以在治病去邪时必要考虑到人体正气的根本，所以就算是一直以去病（发汗重剂）的名方“麻黄汤”也用了大量的甘草来奠中焦的化源。“小柴胡汤”更是用了人参来补气。
对于热邪和火邪的治疗，《内经》“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苦甘，以酸收之，以苦发之”；“火淫于内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，以酸收之，以苦发之”。
热为火之渐，火为热之甚。所以对于热和火的治疗原则上是相同的，只是病邪的程度不同，用药的选择上有所区别而已。
热病必要用寒凉药为治，所以用犀角等咸味性寒的药为主来治。佐药用苦甘，这苦药也是用寒凉的清热解毒药来治，上述的治疗原则中先说到“佐以苦”，还再强调性的说到了“以苦发之”，这发，不是发散这义，是泄火的意思。火热内结，必要及时外泄，比如《伤寒论》“大承气汤”的大黄，用大黄就是用大黄的苦寒泄热。热重，肺气必会过度的宣发，气阴也必伤，所以要用甘药来补，酸药来收。通过甘药和酸药的合用，达到甘酸化阴的目的。
对于治疗火邪用辛药为佐的问题，很多人感到疑惑。注家多以“辛能润”来理解。我们要知道辛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“润”的目的，主要是辛药能散、能行，辛药能行血脉，气血通畅了，津液能布于全身，这才是润的意思，而不是说辛药有直接的滋润之意。所以对于治疗火邪用辛药的问题，我们要从病理上去理解。
火为热之甚，热会伤气阴，但火则伤气阴更厉害。火邪内郁，阴液耗伤了，更无力制火，而动血（出血），这样一来，必会有内在的瘀血存在，所以“犀角地黄汤”、 “清营汤”等凉血剂，都用到了丹皮来凉血散瘀。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，根据《内经》“火郁发之”，他的“普济消毒饮”里，则是用大量的苦寒药来泄火，更加用了薄荷和升麻两味辛凉药来散火。当然要用到辛凉来散火，必要见病在表时才行，如果说病邪入里，比如温病中的血分时，再去用辛凉发散的风药，只会加速病的人死亡。
《内经》中对湿邪的治疗，“湿淫于内，治以苦热，佐以酸淡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”。